解说词
上世纪初敦煌重现于世。之前，敦煌只是人们在王维的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中，才能回味起那个远在天边的古城。如今，敦煌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来到这里，也将人们引入中国历史的灿烂文化中。
字幕： 1989年
敦煌莫高窟
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
片名： 永远的敦煌
解说：现在人们说的敦煌就是指莫高窟。历史造就了莫高窟，黄沙却掩埋了当年丝绸之路上热闹喧沸的重镇——敦煌。敦煌逐渐成为人们记忆中的沙漠，莫高窟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35年秋，法国巴黎。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常书鸿是1927年到法国来学习艺术的，此时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中国画家。他的一些油画作品在巴黎和里昂的沙龙画展上多次获奖。他也非常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个西方艺术的中心。
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常书鸿偶然见到一部画集，是盒装的，集子上印着《敦煌图录》，一套共六册。常书鸿好奇地打开画册。中国一千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常书鸿觉得，西方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法与敦煌壁画相比。
卖旧书的人说，还有不少中国古画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常书鸿急忙跑到吉美博物馆，看到那些真迹，他被彻底征服了。一幅唐代的绘画作品《父母恩重轻》，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隽永。常书鸿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它们视为至高无上，现在他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他要去敦煌。
让常书鸿不明白的是，中国敦煌的文物真迹怎么会在法国？他回想起刚才看到的那套画册，编者名子叫伯希和，伯希和又是谁呢？
当时，敦煌对于常书鸿是个谜。迷是遗忘的结果，而历史最大的无情就是遗忘。
敦煌和它往日那么灿烂而丰富的一切，差不多快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时，莫高窟却又突然出现在国人面前，但是伴随着它的却是一场旷古未闻的文化悲剧。
1907年3月，西方人斯坦因来到敦煌。斯坦因是第一个钻进莫高窟藏经洞的外国人。借着油灯微弱的光线，施坦因说他平生所遇最大的奇迹就在眼前，手到之处皆是宝贝。几年后，他回忆说：当我看到渐渐显露出来的小洞时，我的眼睛都瞪大了！卷子一层层堆积起来，在王道士昏暗而微小的烛光里，它高达足有10英尺，整个手稿足有500立方英尺。
王道士就是王圆箓。
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看着古代经卷、书文、古画和法器堆在一起像座小山，王圆箓惊呆了。但是，王圆箓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他看来，最多也就是些破古董。当然，他知道古董也值几个钱。所以，当斯坦因送上四块马蹄银时，王道士就让斯坦因随意挑选敦煌文献。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把弄到手的敦煌文物打捆装箱，乘着夜色离开敦煌，随后又运到伦敦，一共有29个大木箱。其中有中文书写本24箱，绘画及文物5箱。敦煌震惊了欧洲。斯坦因受到了英国皇室最高嘉奖，同时也带动起了一股到敦煌的盗宝热。
法国人伯希和马上就赶到敦煌。一头钻进藏经洞的他，每天以一千件的速度阅读文献，只用3周时间，伯希和就把藏经洞中斯坦因剩下的文献全部阅读筛选一遍。伯希和比斯坦因更懂中国文化。他看到藏经洞除了有儒家典籍、佛教经卷和古画外，还有琴谱、月谱、舞谱和棋经。伯希和拿出500两银子，王圆箓觉得他比斯坦因大方，于是就让伯希和拿走了6000余卷文书写本，200多件古代佛画和丝织品。
历史选择王圆箓，真是敦煌最大的悲哀。
1909年9月，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次敦煌文物展。他请来罗振玉、蒋斧、等著名学者，向他们展示敦煌文献，其中有《沙州图经》、《尚书释义》、《敦煌碑赞合集》等稀世珍本。当时，清朝学部为筹建图书馆，正在到处寻找古籍，宋版书都很难得到，可是伯希和手上却拿着一批年代更为久远的隋唐写本。中国学者这才知道远在敦煌有举世罕见的大发现，而且多数文献早已落入了外国人手中。
这些知识渊博的学者们，此前并不知道历史在哪个时间，是什么原因被中断，而将无穷的宝藏遗忘在敦煌。他们想研究这些文献，想接上这段历史。然而，文献的大量流失，已使敦煌研究工作无法进行。
而且敦煌残留下来的文献和莫高窟也急待拯救与保护。从那时起，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由此拉开大幕。
人们不约而同地称藏经洞文献为“敦煌遗书”。这个遗字真是意味深长。它既是被历史遗忘的，也是被现实遗失的。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便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他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一文，记录了这次见到的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紧接着又补写了《无高窟石室秘录》，首次向国人公布了地处边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以及痛失这些宝物的真实状况。
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民族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来到欧洲，整日在博物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几年间，向达在英国、法国抄写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他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社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以万件的遗书搬回来。
1936年常书鸿回到中国。
进入40年代，画家开始远赴敦煌。最早一批到敦煌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1941年5月，张大千带着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一同来到敦煌，打算观摩三个月。到达后，张大千顾不得休息，提着马灯迫不及待地钻进洞窟，一看就是一整天。出来时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要伟大多少倍，恐怕留下半年还不够。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知他真的一待就是七个月。
此时，张大千没有急于临摹壁画，而是将上下五层洞窟全编上号码。而且还把被流沙埋没之处的洞窟全部做了调查，写了记录，还画了平面图。
7个月后，张大千将不多的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了一个“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批评，说他沾上了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按正统的说法，壁画一般都是民间画工画的，所以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也自然有了画工的匠气。
张大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绘画是用线条造型。远在唐代以前，敦煌画工用笔用线就已达到及高的水准。从绘画史的角度看，敦煌画工的艺术感觉和创造力，实际上都领先于当时的中原画家，画工用笔的洗练与生动，潇洒与优美，绝不亚于近现代任何一位绘画大师。
在罗马梵蒂冈城西斯廷教堂的天顶有米开朗基罗画的名作“上地创造人”。人们看到，画中亚当生动的脸部，画家只用了简略精当的几笔就构成了。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而敦煌的这些无名的画工们同样也用几笔就能将人物刻画的活灵活现。
1942年春天，张大千居然带着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这次来，他每天很早就钻进洞窟临摹壁画。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有的洞窟漆黑如夜，必须要点燃烛火，临摹进展得很艰难。在临摹窟顶上的壁画时，他就要爬到很高的架子上，仰着头“高空作业”，倘若临摹接近地面的壁画，他就要躺下来画。这使他真正体味到当年民间画工们作画的滋味。
张大千非常敬佩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敦煌画工们。他说：有的地方离地面仅仅一尺多，当年画工必须长时间地侧卧和匍匐在地才能完成，他们所附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画工们在漆黑沉闷的洞窟里，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在依稀晦暗的光线里，他们是怎样布置出如此宏伟浩大的场面的呢？从敦煌的规模看，敦煌的画工也应该是规模很大的群体。这么多人，为什么史书就没有记载呢？敦煌的画工为什么就不能像中原画家那样，将绘画与名子都留在中国美术史中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历史必须要记住他们，因为他们记录了历史。
敦煌壁画上至魏晋、下至元代，期间历时一千多年。画中的内容，既有佛陀世界的传说、轶事的图像，又是世间生活无所不包的再现。既有一切神佛变幻的绣像，也是各朝各代各个阶层人物形形色色的写照。许多在史书上弄不懂的事情，许多物源的线索，许多缺乏实证的生活细节，都可以在敦煌的绘画中直观地看到和发现到。面对这些壁画，总能让人生发出对前人生活的许多想象。
张大千在敦煌前后3年，临摹作品近300幅，小至尺余，大至数丈，平均每3天一幅。
1944年，“张大前临摹敦煌壁画展”相继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这是中国首次用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临摹品，把千里之外灿烂的敦煌整体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不像上次的小形展，此时已经全是叫好声了。著名学者陈寅恪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虽是临摹之本，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另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从此，临摹和复制就成为了敦煌学不可缺少的研究保护手段。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该是历史上第一功臣。
为更好地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1943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常书鸿来到敦煌时，张大千还在那里，正要返回重庆。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待在这里是什么滋味。
不久张大千离开这里。走时他悄悄地给了常书鸿一个小纸卷，神秘地说，等他走后再打开。
原来，常书鸿于1936年怀揣着敦煌情结回到国内，没能马上去到敦煌，先是在北京的国立艺专作了教师，后来赶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又转辗到了重庆。很快就在画坛成了名。1942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突然来找他，请他去敦煌。谁也不知道，六年前，常书鸿就是看到敦煌艺术才决定从巴黎回到国内的。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乘汽车，换骆驼，从重庆到兰州，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常书鸿终于离敦煌越来越近。
常书鸿激动地描述着：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石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一。一股涌自肺腑的对伟大民族艺术的敬仰爱戴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莫高窟跑去。
接着又有一批青年画家来到敦煌。史岩、董希文、李浴、张民权、潘絜兹等，这是一些有献身精神的人。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就是这些画家从临摹开始的。
临摹壁画最高的艺术追求是忠实原作，那怕残破，也要保留原样，分毫不差。常书鸿说，就是连剥落的痕迹与细微的裂隙都要逼真的刻画出来。临摹需要高超的绘画技巧，而线描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国画的根本。中国画的线不仅表现轮廓，更是表现一个精神的形体与形态，线描最能体现画家的技巧与才气。精确又爽利，流畅由老到，清纯又优美，严谨又自如，中国画家们把线描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古代壁画中那种特有的纯朴平和的生活气息，静穆悠闲的人物精神，都通过今人的临摹再现了出来。这种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日历史迷人的传播，又是对今日现状完美的储存。
临摹带动了敦煌学的发展，而敦煌学的研究又吸引来更多的青年画家。段文杰，霍熙亮，范文曹，李承仙，史苇湘，黄文馥等等，其中有许多人如今已是成就卓然的敦煌学的专家。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5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8月28日，常书鸿率领着敦煌的保护者们，在南京举办了《敦煌艺展》，展出文物和临摹作品500件。1950年4月7日，在北京的故宫午门楼上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此时在国人的眼中，敦煌的展览就是中华文化的展示。然而，这也同时展示着敦煌的悲痛史，它向人们述说着：目前仍有许多敦煌文献与文物流失在国外。
当年藏经洞中文献堆积如山。这些数量巨大的手写文献真迹，多半又是孤本和绝本。这里有我国第一部正式药典《新修本草》；最古老的针灸图谱《灸疗图》；最早的染发剂《染髭发方》；最早的佛经《法句经》；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最早的汉话剧剧本《释迦因缘剧本》；最早的应用文写作大全《敦煌书仪》；最早的星图《全天星图》；最古老的数学著作《立成算经》等等！！
字幕：我国第一部正式药典《新修本草》
最古老的针灸图谱《灸疗图》
最早的染发剂《染髭发方》
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
最早的汉话剧剧本《释迦因缘剧本》
最早的星图《全天星图》
最古老的数学著作《立成算经》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为五万余件，而留在中国的仅为一万五千件，约有三万五千件流失在海外。
字幕：
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2000件
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13700件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6000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200件
日本大谷大学 龙谷大学等1000件
有26平方米的敦煌壁画现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博物馆
1000余件唐宋绘画 无一件留在中国
敦煌作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遗存浩瀚的文化遗址，对它的研究有易于人类的未来。1989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敦煌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对敦煌艺术进行断代和专题研究。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敦煌文献有许多至今仍然漂泊在外，这给中国的敦煌学以致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制造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渴望有朝一日那些以各种不文明的手段而拥有了敦煌文物的人们摆脱重负，洗清罪恶，把那些敦煌财富早日归还被劫掠的敦煌。这不只是一种主权，这是文明的尊严，也是人类的一种尊严。为了这种尊严，敦煌的保护者们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辞世，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树立了一块黑色的墓碑。它又像是敦煌史上的一块界碑，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
如果你能静下心来，一定能从敦煌莫高窟五彩缤纷的窑壁上听到历史留下的雄浑凝重的回响：人类长存的真理，便是永远不放弃交流，相互理解，相互给予，相互促动。能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并使我们深深感动的地方，才能被称作人类的文化圣地。
它一定是人类的敦煌
它必定是永远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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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艺术精华 http://www.bh2000.net/silkroad/dhart/dha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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