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前的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一场大灾难降临唐山:
7.8级的地震夺取了24万人的生命，把一座城市变成废墟。
然而，就在距离唐山仅百余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
却在那场大地震中逃过一劫，全县47万人无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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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28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商会，会上，黄相宁宣读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注意。晚上十点半钟，正准备回家的黄相宁被人从家门口接走，连夜向国家领导人汇报地震预测情况。

曾子墨：当时华国锋都询问了哪些问题，在座的还有谁？

黄相宁：我去的时候，当时正好是梅世蓉副主任，她是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的，和刘英勇局长，就是当时的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他们两个人在里面。梅世蓉汇报到最后，就是说认为唐山这个地震，是个突发性的地震，这种地震呢，它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也不可预防的。这是梅世蓉汇报了最后的话的意思，原话。

曾子墨：但是你们在之前明明已经把这个意见汇报给分析预测室了？

黄相宁：汇报到地震局了，是的。

曾子墨：她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相符的。

黄相宁：我估计是不是怕这个责任太大，有些害怕的心理瞎说的。这是我的猜想啊，是不是害怕的情况下...我到那以后呢，她汇报完之后，华总理就让我来汇报。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把年度的预报意见我就没有汇报，我就直接谈了我们短临预测意见，就是7月14号这个，我就放在桌子上，给他们按原文这么念了一遍吧，就汇报。他们也没插什么话。完了华国锋就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他们的原话。

曾子墨：但是很明显，您所说的话，您所叙述的事实，是和梅世蓉讲的话有冲突的。

黄相宁：是的。

曾子墨：没有人对此引起任何的不满吗？

黄相宁：（摇头）没有。国家领导没有在这上头提什么问题。

曾子墨：也没有人提出过要追究地震局的责任吗？

黄相宁：没有，没有。华国锋就说，他那话的意思就是不追究任何责任，就是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你们回去以后加紧做好监测工作，监测余震，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华国锋的话就这个意思。

曾子墨：当时在座的还有谁？

黄相宁：在座的地震局就是我们三个，刘英勇局长、梅世蓉副主任，还有我。国家领导人呢就是华国锋，有江青、纪登奎、吴德。

旁白：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简报（画面：文件标题《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时间在1977年1月20日，简报一共只有450份，主要报送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简报中，国家地震局第一次分析了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国家地震局认为，一、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这三个认识不清看得人不胜唏嘘，造成那么多人伤残和罹难，难道原因就是这样的简单吗？群测点的预报，专家的意见，都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如果震前预报意见得到重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曾子墨（外景）：这里就是唐山大地震所遗留下来的废墟和遗址。在那场灾难当中，整个唐山都被夷为了一片平地，然而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虽然距离这里只有115公里的距离，整个县在大地震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死亡。唐山大地震20周年的前夕，也就是1996年的4月，青龙被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评选成为了“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范”。实际上，早在1976年的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就曾经发出过一份简报，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青龙成功地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是，简报很快地被收回了。直到1995年，联合国的科尔博士来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才第一次得知了有关青龙的消息。第二年在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之后，这位联合国的女官员亲自带队，在青龙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此，青龙的奇迹才逐渐地被外人所知道。

旁白：说到青龙奇迹，有两个人不能忘记，一个是王春青，一个是冉广岐。王春青当时在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是他把大地震的信息第一个带回了青龙。

曾子墨：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青龙能做到，唐山没做到？

张庆洲：（长叹一声）唉，确实一言难尽。为什么这么讲呢？青龙啊，当时参加，1976年7月14号吧，参加群测群防交流会的。主管地办的是王春青，这是青龙县科委的主管地办的。派的他开这个会。开这个会呢，当时是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来了，他就要求作大会发言，跟局长查志远讲，查志远没同意，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他（汪成民）想做震情发言，他（查志远）不同意。

曾子墨：有任何理由吗？

张庆洲：什么理由啊？人家是副局长，他是小组长。于是乎汪成民就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召开了两个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王春青就参加了。王春青对这个会议是原原本本都参加完了，汪成民就通报了一些单位的震情意见，就是他收到的震情意见，他又听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那么讲，就是说地震预报，按照地震三要素，7月底8月初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这本身就给他打了很深的印象。王春青这会散了以后，丝毫也不敢耽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家乡青龙，因为他家在青龙。

（画面：冉广岐 1938年10月当兵 1974年任青龙县委书记 1978年任保定市委副书记 1988年退休）

旁白：冉广岐，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在接到王春青的汇报后，冉广岐当即主持召开了县常委会讨论地震震情问题。在当时上级政府都没有进行地震预报发布的时候，是他冒着丢官的危险，于7月25日做出决定，必须在7月26日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青龙县从那一刻开始，上上下下都处于临震状态。

曾子墨：听到了这信息之后，冉广岐他作为县委书记、县长，当时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张庆洲：这个板就得咱们拍，狼来了，谁家的孩子谁抱着，是不是？47万人的生命，大不了丢个官什么的。无所谓，这是一。第二个呢，说“批邓”，说“批邓”啊咱们可以这么讲，“批邓”这个大方向我们可不敢转，因为这是上面的号召啊，上头号召咱“批邓”，咱就“批邓”。但是呢，咱们跟老百姓讲，在屋子里批跟在院子里批没什么区别，咱们为了防震出来了，照样“批邓”啊。上头追查，（就说）咱们在外头“批邓”。第三个呢就是说真报出来一次大震，如果是没有震，大不了老百姓被蚊子叮几个疙瘩，再回去，是吧，老百姓再骂咱们几句，再不行咱们鞠个大躬下台。但是如果是地震预报不发，真震了，咱们愧对一方的父老乡亲！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你过不去。冉广岐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果断发布地震预报，跟谁也没打招呼，跟省里面根本没备案，我就发布，不震拉到，大不了官丢了，别人拿这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个尿憋子，这原话。

旁白：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画面：文件标题《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简报中说，唐山地震使青龙县房屋损坏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

创造奇迹的还有开滦矿务局，唐山大地震中开滦矿务局万名矿工成功脱险的奇迹，为人类防灾备灾提供了又一个典型范例，开滦比青龙也许更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地震科学家难以确定临震日期的情况下，人类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防灾备灾。

曾子墨：在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开滦井下能够作到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七呢？

张庆洲：我曾经下过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矿工，如果真的发生地震了，如果人不能迅速地撤上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呢？作为一个矿井啊，断电，断电就停风，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瓦斯、地下涌水会迅速地威胁人的生命，就是断电停水40分钟以上，所以一切事情都要抢在这一时段里面完成，不然的话，人就很难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旁白：开滦矿务局在唐山大地震前曾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井下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成立了防震领导小组，层层成立一个组织，要害部门的职工怎么办、要害部门的领导怎么办，它这文件上，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真正大震来临，就不慌，就能够很安全地把人撤上来。所以说才死了仅仅7个人。
 
旁白：开滦矿务局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原则，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工作摆在首位，而且他们没有把防震措施停留在文字上，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加固维修。

张庆洲：作为开滦矿务局来讲，他并没有说寄希望于发布地震预报，而是寄希望于，我不管你那天发生，我都不怕，有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意思吧。你每天发生地震，我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从成立地震办公室那天起，就开始抓地震预报了，（不管）你什么时间震，我开滦矿务局井下职工不能撤不上来，人撤不上来不行。

旁白：唐山大地震爆发，开滦矿务局地处极震区，8个矿和一个建设中的矿均处在9-11度烈度区，70%以上的建筑倒塌或严重破坏，输供电系统、运输系统以及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等关键设施破坏严重，当时开滦矿工滞留井下的有1万人左右。

曾子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当时他们是怎么撤退的？

张庆洲：当时有几处很典型的，你比方说吕家坨矿吧，它是竖井的梯子间，当时滞留井下的有一千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当时好像是一个副矿长贾邦友，这时候很镇定地指挥着一千多人，首先是不要乱，每一级你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他都有明确的分工。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色的组织，踩也得踩死几个，我这么想啊。当时贾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以后，新工人上，有规定的，文件里边都写着呢，新工人上完以后老工人上，共产党员最后上，贾邦友当时就这么讲的。

旁白：在井口，先上井的人都没有走，他们在余震中一直耐心等待，一直等到早上八点多钟，贾邦友最后安全返回地面。吕家坨矿井下工作人员无一伤亡，一千多人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死里逃生，他们创造的井下奇迹让人感动，也绝非偶然。

张庆洲：我真钦佩1976年吕家坨矿的这班共产党员们，他们最后上。最后上完了以后，人们在井口谁也没有走，为什么？他们的老矿长贾邦友还没上来，男女老少在井口谁也不走。贾邦友上来了，一看大伙都在那静静地等着自己，当时也很激动，他说走吧，你们都回家吧，去看看自己的亲人死了没有，投入抗震救灾吧。

（画面字幕：唐山大地震爆发时，开滦矿工滞留井下1万人左右 共震亡7人 占井下工作人员的万分之七 
唐山极震区 唐山矿零伤亡 
10度烈度区 马家沟矿震亡4人 赵庄矿震亡2人
9度烈度区 唐家庄矿震亡一人）

旁白：青龙县成功发布临震预报（画面：文件标题《青龙县委重视群众测报 在唐山大地震前作了预报 收到良好效果》河北省革委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全县47万人逢凶化吉，开滦矿务局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创造了防灾抗灾的奇迹，而他们的成功，归根结底就体现在他们对地震的重视。

曾子墨;或者我们这么来说,如果事前地震曾经被预测出来的消息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的话，伤亡还会这么惨吗？

张庆洲：一个是重视，它不会这么惨重，上下沟通，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尽管你没有确定日期，不可能确定在7月28日3点42分，这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个大致的时段，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打这样一个招呼是应该做得到的。

曾子墨：那恰恰没有做到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张庆洲：恰恰没有做到的原因、因素应该说是很多的，但是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当时重视不够，尽管唐山地震监测网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各省市有这么多的告急，你看天津、北京、河北都告急，他们都有地震预报意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曾子墨：经过了您的调查，在您发现按照当时中国的水平，是可以预测出来这场地震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张庆洲：怎么说这个事呢？地震预报啊，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我至今也不认为，就是说国家地震局你应该测出这次地震，而在于国家地震局某些官员的态度，你比方说，你重视了，你来了，下边的人强烈要求会商，你会商了，你做了，你判断不出来是你的水平问题，咱们有的官员不是。

曾子墨：这是一个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群众的群测点可以测出来异常的数据，但是专业的专家们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张庆洲：这我只能说是唐山24万冤魂的悲哀。真的，家乡的人们都测出来了。我这本书，在我的扉页上我写了，我给唐山地震监测网写了，我谨代表24万的死者，我代表死者，不代表活人，我谨代表唐山超过24万的死者，对昔年的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说，你们曾经预报出唐山大地震，你们告急了，也尽力了，你们是家乡父老乡亲的骄傲，我们爱你们，并为你们祈祷。

曾子墨：在您看来，是这个首都周边地区的社会稳定重要呢，还是可能会发生的大地震会导致那么多人的生命的伤亡重要？

张庆洲：在我看来当然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我的书的“我的呼吁”这一小节里边，生命高于一切。不管你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人的尊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旁白：唐山大地震临震预报功亏一篑，一直是许多中国地震专家心中永远的痛。唐山大地震前，中国有中长期预报、有年度预报、有临震预报，但最后却造成超过24万人罹难的严重后果，这其中的教训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曾子墨：为什么您会认为有关的领导需要为此来负责，也许他们只是一个无心的失误，或者是忽略。

耿庆国：我是觉得他们应当开一个会商会减轻损失，所以唐山地震，我还是讲，我们没有水平在时间上预报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但是我们有水平说7月底8月初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讲得出去的。我们没有水平报唐山市或唐山丰南这么一个小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报京津唐张地区，这个我们已经很明确在讲了。我们报不准7.8级这个震级，但我们可以报5级以上，甚至于6级以上，甚至还不排除7级地震，这个是可以讲的。

曾子墨：看了《唐山警示录》，很多人会有一种印象，说唐山大地震可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天灾，它还有很多人祸的成份，您怎么看？

耿庆国：这就是你问我，我也回答不清楚的问题就在这，就是说，确确实实，除了天灾，还有人祸，那就是包括当时的在政治上的那个“四人帮”的一些活动，也是有一定的作用，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些身负震情决策的人，他们没有尽职尽责。

旁白：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生命的悲逝为代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人类在这场大劫难中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唐山大地震的悲剧能否不再重演，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位曾经对唐山地震作出准确震前预报、做了一辈子地震科学研究的中国地震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地震预报水平不进反退。

曾子墨：如果事情再一次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今天的中国，您认为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吗？

黄相宁：现在不可避免，现在中国没有这种能力，就是作为中国来说，没有这种能力。今天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的水平，我认为比唐山地震之前，大幅度地下降、下滑。

耿庆国：如果再继续坚持周总理生前的“地震工作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那么地震预报还会走得很好的。现在是两条腿缺了一条腿，专群结合、群测群防都削弱了，那就很麻烦了。

曾子墨：那从唐山大地震来看，群测群防和地应力的监测，都已经被证明了应该是有效的，怎么就得不到重视呢？

黄相宁：但是这个就是不被地震局系统所承认。在8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在泉州开了一次会，就把群测群防的我们叫做“三土”，就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全部否定了，就是唐山地震之前群测用的、而且作出预测的这些方法，还有海城地震之前群测预测地震的方法，在那次会议上全部给否掉了。就是今后在地震系统一律不开展这种方法的观测。

耿庆国：地震前有些手段，像土地电都给拿掉了，有些方法，地应力方法也给（拿掉）...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处理的。最后证明他们的逻辑----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所以唐山地震后，在中国地震界形成这样的局面，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够预报的是骗子。科研课题一定要远远的是聪明人，结合地震预报搞科研课题的是傻瓜，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局面。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曾子墨：那如果您当时所从事的这种地应力的监测方法证明了是有效的，为什么在今天不被普遍的采用呢？

黄相宁：这个可能也是由于学术之争造成的吧，这是我的猜想。如果是一个重视，按照哲学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础，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看，那么地应力应该受到大量的支持和保护才对。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恰恰是相反的。

曾子墨：让地震最终发生，让很多人的生命来作为这场学术之争的代价，您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黄相宁：我觉得这是一件犯罪的事，不仅悲哀，而且是犯罪。不仅对中国人民犯罪，而且对世界人民都是犯罪的。去年12月26号的印尼的9级地震，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28年之后发生的，如果唐山地震的预测不被否定，我想能够把唐山地震之前中国的地震预测方法、做法、体制，能够向世界上推广，那么很有可能，这次9级地震会得到一定的减灾效果的。

旁白：除此之外，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各国现在基本都采取的是封闭型的地震预测预报，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三者之间没有信息沟通，他们之间出现了三堵墙。

曾子墨：事隔二十几年，为什么要去调查当年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揭开当年的真相呢？

张庆洲：通过我这么大范围地调查，我发现地震预报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事，不仅仅是地震部门的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比如说地震科学家测出来了，说咱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可能要有地震，都是要有“可能”两个字。政府部门一接到地震预报，这地震预报我发不发呀？反过来问科学家你有多大把握，科学家往往哑口无言，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于是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很难发布地震预报，所以说政府有政府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习惯。如果是真的发生地震了，老百姓又怨声载道，你看这么大地震，连动物都知道跑，咱们人为什么不知道跑呢，为什么？就责问政府，政府无言以对。地震科学家有的时候，他们也有苦难言，就说在社会公众、政府、地震科学家当中形成了三堵墙。如何打破这三堵墙，怎么办，人类应该找一条出路。

旁白：现在，人类面临第5个地震高发期，可是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很好的地震预报途径，最近有不少科学家提出了对于地震预防应该采取开放型的防灾备灾，所谓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就是要打破政府、科学家、公众之间的三堵墙，青龙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科学家、政府、群众充分交流信息，成功预警，从而使青龙避免了一场大劫难。

1976年，丙辰年，龙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度。回首当年，对于唐山大地震实在有着太多的遗憾。假如能够重视唐山民间监测网和地震专家的意见，假如能够认真收集地震前的宏观异常，假如能够贯彻“地震预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假如能够采取开放型的地震预报措施，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曾子墨（外景）：这里是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在唐山大地震中所遗留下来的废墟。您可以看到原本是两层高的厂房，现在留下的只是一排一排钢筋水泥的柱子。它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在29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地震，并且夺走了超过24万人的生命。回顾唐山大地震，正像张庆州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一个人如果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那这个人就还能够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或者过失，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庆幸的是，虽然等待了29年，像《唐山警示录》这样的书终于还是面世了，它意味着中国人终于有了勇气去面对过去，面对所有的历史和真相。而我们也相信，人类终究会一点一点变得聪明起来，因为生命的尊严毕竟高于一切。